追记外交家徐以新（二） |长征路上的“囚徒”

王民伟，自由撰稿人，钟爱外交史事方面的写作，曾出版《历史需要细节 一个后代眼中的老外交家往事》。

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是一部壮观的史诗，它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中不朽的篇章，是中华民族奋起、走上强盛的开山之举。

每当我们回顾、纪念长征时，对那些耳熟能详的“四渡赤水” “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” “爬雪山过草地”等情节并不陌生；对那些在长征中不畏艰险、不怕牺牲、英勇奋战的红军将领和战士的动人故事也通晓一二。

可是有这样一批人却被人们忽视了：

他们身陷囹圄，在被严密地监视下跟随着大部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长征之路；他们手中没有枪，无法直接参加战斗，但他们仍然默默无闻地为革命做着奉献；在战功簿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，在故事中看不到他们的身影。他们是一批受到错误打击关押、失去行动自由的红军干部。

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受到迫害，在长征途中遇到的困难更多，但他们没有当逃兵、做叛徒，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在伟大的长征路中也有他们的一份贡献。

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突破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封锁，在川陕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
在此期间，张国涛、陈昌浩（红四方面军政委）借反对“改组派” “托陈取消派” “AB团”等名义，在部队中搞“肃反”，一批优秀的红军干部被捕被杀。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朱光、原张国焘秘书李春霖、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、红33军军长王维舟、中央派来的干部廖承志等相继被关押，徐以新伯伯也是其中之一。

当时徐伯伯是四方面军参谋主任，白天还是纪念“八一南昌起义”阅兵式总指挥，晚上就被关押到保卫局的拘禁所。

陈昌浩告诉他原因是：“思想右倾，反对张主席。”

开始时对他较为宽松，在保卫局里能够自由活动，并让他从事审讯纪录的事情。

后来他看到保卫局采用逼供信的方法审查干部，非常不满，于是就给张国涛、陈昌浩写信反映情况，没想到由此也被限制了自由行动。

有一次他正在一个河沟里洗澡，来了一群人，为首的是新上任的保卫局副局长。几句对话让副局长不满意，无缘无故地让手下人用鞭子打了他一顿，并将他关入犯人的牢房。

由于徐伯伯字写得漂亮，从此刻石板、印传单就成了他的任务。

中央红军长征后，1935年3月红四方军也离开川陕根据地去汇合中央红军。徐伯伯在保卫局的严密看管下，开始了长征之行。

在长征途中，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背着几十斤重的石板，艰难地随着部队前进。白天行军，晚上刻字印传单，还经常到沿途的村落里去做宣传工作，这就是徐以新在长征途中的真实写照。

给徐伯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爬雪山、过草地了。

松潘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段，它纵横600里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。草地上河汊曲流横生，暗河密布，水流滞缓。由于排水不畅，潴水而成的牛轭湖星罗棋布，形成了大片沼泽。

经年水草，盘根错节，结成片片草甸，覆于沼泽之上。远远望去，黄草漫漫，看似风景宜人，其实处处是陷阱，一旦踏入沼泽地就会陷入其中，越挣扎陷得越深，不能自拔。草地气候恶劣，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，雨雪风暴来去无常。

红军为北上抗日，经过这荒芜人烟的草地，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了险情。徐伯伯亲眼目睹了许多红军战士深陷泥潭、壮烈牺牲的情景，让他终生难忘。

由于粮食短缺，人们只好到处挖野草、采野果充饥。有一次，从河里捞上一块牛皮，煮后烤着吃了。后来鼓皮、皮带也都成了红军的食物。到了晚上，无地宿营，天气寒冷，大家就背靠着背休息，早上时就有人再也醒不了了。过草地的艰辛是世人难以想象的。

爬雪山也是困难重重。夹金山上下90里，看来并不远，但它在海拔几千米以上，山上终年覆盖冰雪，山势陡峭，风雪交加。

半夜就开始爬山，中午到达顶端，下午就必须下山，不能在山上停宿。没有现成的路可走，全靠前卫部队的开凿，后面的人紧跟着前面人的脚印一步一步的前进，稍不留意就会滑入深渊无法生还。

快到山顶时，突然变天，乌云乱飞，风卷雪扬，混沌一片。接着，核桃大的冰雹霹雳啪啦地砸了下来。山上没有遮掩之处，大家只好把背包、挎包顶在头上遮挡。

冰雹过后，天更冷了，狂风夹着冰雪，吹打在身上，像刀割一样，大家把被子裹在身上行进。越往上走，空气越稀薄，呼吸都十分困难，胸口像堵了块棉花，透不过气来……

像草地、雪山这样恶劣环境，徐伯伯跟随四方面军两次爬雪山、三次过草地，经历过的苦难是可想而知的。

徐伯伯在回忆长征那段不同寻常的日子时说：“在长征路上，苦过、累过、冷过、饿过，那是一种磨砺，在革命精神和坚强毅力的支撑下，终于坚持到胜利。”

徐伯伯忍辱负重、默默地走完长征之路。

中国工农红军第一、第二、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，宣告长征胜利结束。

在保卫局被关押拘禁的干部也到会宁集中。陈昌浩（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）找徐以新谈话：“对待你，有错误，向你道歉，你自由了。自己愿意到哪里都可以。”

徐伯伯从鄂豫皖至今在张国焘手下有5年时间，却当了3年“囚犯”，也就不想留在红四方面军了。刘伯承当时任红军大学校长，调徐以新到红军大学教书。

不久，陈昌浩又找他谈话：“你还是在政治部工作吧。过去我们是有错误，过去已成为过去，不必再提，我们还是一块工作吧，向前看。”

徐伯伯一向听从组织安排，见陈昌浩态度诚恳，屡次谈过去对自己错了，也就不再坚持到红军大学，留任政治部当高级参谋了。

谢觉哉夫人、女红军王定国1983年8月13日写诗，赞“长征路上六君子，挥毫不倦敌胆寒”。这六君子指的是廖承志、罗世文、朱光、李春霖、徐以新和郑书。他们长征途中虽然被囚，但仍积极为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。

在多少年过去后，有人询问当年鞭挞他的人的姓名，徐以新笑而不答，只是说：“这个同志是好人，他当时不过是执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。”他并没有将怨恨投向给他带来皮肉之苦的保卫局副局长，一笑了之。

对于当时直接给他造成冤狱、受到磨难的那位负责人，徐伯伯也没有“落井下石”，而是认为历史已经做了最好的结论，组织上已经做了处理，自己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。

面对别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，不以“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，还能宽厚待人，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襟怀坦白、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！让人佩服，让人敬仰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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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  文字 | 王民伟   图片 | 网络    

编辑 | 外交官说事儿   元元